近溪关于仁学的形上思想重视宇宙生机与生命有机关联的整体性，提倡一种万物一体的大我意识，这对于缓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增加此参考内容的判定依据，来源于《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一书的校对编辑张子文的一段话，他说道：唯今天我们既无法改写君劢先生的文字，则他所引钱著之文，除了讹误之字加以校改外，皆照原来的引文，不改从钱先生后来的定稿。张君劢开宗明义地回应钱穆：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脍炙人口之书，独其涉及中西比较之处，每觉其未登西方之堂奥，而好作长短得失之批评。

他进而通过与汉代所使用的专制概念对比，得出专制一词的确存在中西差异这一结论。钱穆主张新制转生于传统，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自觉辩护，让存续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根基有了面向现代化时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13]《汉书·文帝纪》载吕太后言：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三、传统与立宪民主相结合：张君劢的理论反驳由于这场论争始于钱穆对中国古代政制为非专制的论断，所以张君劢对钱穆观点的回应构成了这场学术论争的第一回合。因此，张君劢建议，要在专制的界定基础上看到中西政治之间的本质不同，新政的制定要完成以宪法为核心的实践。

尝以此意上达先生，竟承采纳刍言，改为今名。因为一旦二人不是在同一层面理解专制，是否还需要继续深究这场论争就将存疑。[13]何孟春订注：《贾谊集·贾太傅新书》，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9页。

不幸的是，变法仅维持了百日有余，便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所扼杀，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惨痛局面。[32]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第44页。侯旭东曾提出过专制概念系西方对东方的一种偏见的观点，认为：清末救亡图存的斗争年代，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的武器无可厚非，随后未经认真充分的研究，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则遗害不浅。[31]钱穆：《国史新论》，第105页。

显然，钱穆所主张的不能全盘推翻传统文化的观点类似于现在社会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此理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都有着维系国人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面对这种严峻而又复杂的状况，钱穆始终坚信新政治的建立必然要以文化传统为依托，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优势中为现今政制建构寻找着力点。

[12]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附录两篇，从中国古代制度的利弊分析起论，到政治学的方法论问题，再到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关于精神之内容，涵盖范围之广，不可衡量，真可谓是贯穿中西哲学之精髓来论证政治哲学之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古今之分中构建新制的正确态度。以上阐释很明显都是基于近代以来专制概念的发挥。

[14]其中，如董仲舒认为臣在事君的过程中既不行独揽大权之举，又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是忠义的表现，此处的专制一词与忠对应，意为一种不义的行径。但问题就在于，当大家都在讲专制时，却未能理性分析为什么会把自秦以来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定义为专制，也未能合乎历史实际地剖析中国历来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否真如世人所说的那般百害而无一利。同样地，既然张君劢肯定中国传统政制为专制，那理应先明确其对专制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否与钱穆不同，厘清这个问题之后才能继续展开关于二者论争的讨论。[29]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第469页。

[1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8页。四、对未来政治道路的憧憬：钱穆与张君劢的新制选择钱穆与张君劢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最终将落实到对中国未来建立新制的构想之上。

[32]显然，张君劢在处理有关政治问题时体现出的现代性意识，集中表现在客观对待传统制度史、酌情借鉴西方制度框架的态度上。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由此断言，先秦两汉时期的专制一词并非针对君主，而主要针对臣，以臣的擅权为主要特质。无数事实证明，历史不能依据过去的内容直接指导现实社会实践，但鲜活的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反思既往的政治得失，已有的经验教训也告诫我们避免在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中重蹈失败的覆辙。此为君主之主权所在，而钱先生所否认者也。[31]其中所言的触及政治本质就是在说新制建立必然要面对传统，要正视其中的利弊，进而再选取已有的政治架构和组织形式进行适当改进，转生出一套符合中国现状的、相对完整的政治体制。更难能可贵的是，从钱穆1974年9月在韩国延世大学演讲的讲稿中仍可见其明确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推崇，并为新制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思路，总结如下：要将传承本民族的政治传统、因时而变的政治发展态度和参考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这三个方面进行融合，进而转化出属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21]此段话中想表达的无非是要发扬士群体在沟通政府与民意之间的纽带作用，带动国家建构出适应现代的政制。

不同于张君劢，钱穆则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中生发出新制，强调孙中山的改革之所以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良好的政治效果，多是由于三民主义的施行和传统文化发挥的内在推动力。[28]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第18页。

[15]宋洪兵之所以要谈到日本使用的专制概念，是因为此概念的传入本身就存在一个从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过程。因此，钱穆十分赞赏孙中山，认为他能够发挥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强大的民族认同感作为调动民众支持新政建设积极性的心理基础。

王夫之曾言：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20]钱穆：《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二是共同肯定儒家传统的当下价值。目下人类知识，也尚未能发展出一个永远有利而无弊的政府。由此，钱穆站在史学立场再次坚定重申中国传统政制并非专制，此主张毋庸置疑。[9]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4页。

张君劢为了阐明对钱穆观点的质疑，以自身的留洋经历和早期新儒家学者的身份，撰写了长达三十万字的连载文章，对钱穆的理论进行了逐条反驳。张君劢并没有出于论争的需要去盲目轻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试图把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政治进行对照，凸显出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从而得出并非一定要坚持以哪方为中心的结论：惟事之是非，非以东西为准则也。

[3]邓丽兰：《儒教民主，抑或宪政民主——试析张君劢与钱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之论争》，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5年版，第454-463页。[18]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页。

然其《中国传统政治》一文，系乎今后国人政治之是非思想者甚大，有不易默尔而息者矣。也就是说，张君劢将中国历代君主表现出来的贤明与昏庸归结到了对权力使用限度的控制上，尽管他们都将天下之事视为个人私事，但明君不敢用权，昏君却肆意用权。

张君劢言：此乃钱著之论传统政治，所以对于主题之君主竟未着重，且对于何谓君主专制、何谓非君主专制，竟未细为画分，而遽以宰相制、三省制等为君主非专制之论证也。[15]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03页。驳斥的开端，张君劢首先指出了钱穆在论证中国传统政制为非专制过程中存在的理论漏洞，认为他虽然多次谈论非专制，但却并没有给专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以期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

对此，唐文明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从时间上看，虽然两个著作前后仅相差两年，但并不排除钱穆会随着对国家政治发展路径问题的深入探索而产生思想波动，导致两个作品出现传达思想不一致的情况。

可见，张君劢的民族国家立场和其对宪法的重视，凸显出他在面对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现代性意识。任剑涛同样在政治儒学的框架内分析钱穆、张君劢二人的理论，强调以恰当现代政治判断力为前提的促人觉醒才合乎现实[4]。

此一难题，并不是在传统政治下缺少了一个皇位世袭。当是之时，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皇权强化加剧，给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